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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钟:记者与诺贝尔文学奖
河北新闻网
节后上班第二天,想了解一下假期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却无意中看到了今年的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的女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有人说,今年的诺奖有点儿匪夷所思,文学奖给了一个白俄罗斯记者,生理学或医学奖给了中国一位“三无”科学家屠呦呦。
我对记者获奖也有点儿惊讶,但并不奇怪。记者出身的海明威、马尔克斯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成名后甚至为了写小说还去做战地记者。记者职业与诺奖距离并不遥远,很容易延伸出小说特别是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最大的特点是真实,还有文学性带来的感染力。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的代表作,就是这样的纪实文学。
媒体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
诺奖颁发100多年,给纪实文学家也就两次,另一次是1953年丘吉尔以《二战回忆录》获奖。虽然次数不多,但是标志性证明了,纪实文学必不可少,记者从事纪实文学应予鼓励。
我对记者的纪实文学有特殊偏待,尤其对身边记者的纪实文学,更是赞誉有加。2008年,我评价报社记者刘子海——这个笔名“柏川”的家伙,说他的《台城星火》是“衡水文坛所缺少的”真实而文采飞扬的纪实文学作品,不料竟惹恼了本地好多文化人。他们看不起他这个省作协会员,觉得一个记者写不出什么文学作品,纪实文学算什么驴马东东?柏川要成为衡水的一流作家,专业作家、纯文学作家吃什么去?甚至有些人发帖子,说我利用在报社混饭的机会互相吹嘘。不过,后来刘子海的这部作品获得了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证明了我没说错。我还高评了报社老记者贾存晓的一篇散文,说他是真乡土,也是重在一个真字。我在另一篇评价报社的张盛金老先生的经典性新闻作品时,还持有这样的观点:《史记》的人物传记部分就属于人物通讯。
我的出发点,就是作品要切近现实,不能总是虚构。虚构成瘾了,往往就是自娱自乐、胡言乱语。当这个世界多元化的时候,面对超出作家虚构能力的光怪陆离的现实,也许纪实的作品更见真值。
莫言获得诺奖时,我发了点儿感慨,说,为中国命运在焦灼的读书人,没心思读莫言的乡土,他一本书甚至不如一条重要微博对时代的推进更直接,而莫言作品的现实感,落伍于社会对现实的思考。去年,我在评论报社老报人杨淑强的小说《拆迁轶事》时,又说,莫言的成功只是模仿拉美文学的成功,而不是真乡土的成功;莫言一旦接触现实就露出本相。所以我高度评价了杨淑强的小说,认为其价值超过莫言的《天堂的蒜薹之歌》。因为同是来自生活的素材,杨淑强的小说更真实鲜活,而莫言的编造和偏见已失去读者。莫言无法理解官员也有人性的一面,压力和苦恼的一面,甚至弱势感的一面。他看不到,下层人得到了作恶的机会也许更肆无忌惮,许多黑恶势力和个体犯罪令人发指。而杨淑强的小说,恰是让现实的官员和百姓本色客观地走入了小说。
有读者肯定要问,你怎么三句话不离小报社的几个人。对不起,我就了解这几个人。如果非要自我辩解,就是,我跟今年的诺奖评委一样看到了记者从事文学的特殊价值。也许把这几位跟巨无霸比较很不成比例,但其纪实的倾向是不可轻视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授奖词说:“她作为一名记者,对大历史题材的敏感和切入能力,恰恰是职业作家懒于或者没有能力把握的。”这正是我所谓纪实文学是“文坛所缺少的”的意思。
当然,在斑驳陆离的现代生活中,文学应该更多地诉诸灵魂。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记忆的艺术”,就是触及灵魂的艺术。如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也被瑞典文学院认为创造了一个“情感的历史、灵魂的历史”。
因为也是个记者,我对于阿列克谢耶维奇擅长“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更敏感她的“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因为自己做过大量人物访谈,很认同她的这种让当事人出场讲话的方式,不但增加了真实性和感染力,而且形成了作者与当事人的思维情感互动,让现代读者感到亲切和鲜活。那种为第三人称主人公涂脂抹粉烘云托月的纪实文学,虽然容易表现作者的才气横溢,像说评书一般天花乱坠,倒不如拉开大幕,让主人公直接出场说话,这样更真实。无疑,访谈形式也增加了她作品的质感与特色。
谈论白俄罗斯记者的获奖,让我这个小报记者不免也有点儿心动,也想得个跟诺贝尔靠近的什么奖。什么奖呢?想了想,“诺贝尔瓷砖奖”就行。我知道有一种很贵的瓷砖品牌叫做“诺贝尔”。如果福彩那样几元钱能中巨奖,得了瓷砖,也好去帮屠呦呦老人装修她新买的“半个客厅”。可惜,我不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作家,看不上纯记者;而且,不花大钱装修,连瓷砖奖的概率都是零。
还是等着看中国大牌记者兼作家的获奖! (陈世钟)